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9年立夏节起义的烽火照亮了大别山的商南大地。在现今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镇东高山，还不满十七岁的我的叔祖父文名乐，也和他的伙伴们循着起义的枪声参加了起义后刚成立不久的红军队伍。
　　听祖父讲，当时他和父母兄弟正在吃午饭，门外路上有人大喊：文名乐，走，参加红军去！叔祖父听到后就放下饭碗冲出家门，和伙伴们说了几句话，就冲着屋里喊道：爷、大，我当红军去了。他的父母听到喊声，就端着还未吃完饭的饭碗追出来，一边嚼着还未咽下去的饭菜，一边哭喊着：儿啊，不能去啊，不能去当兵啊……但叔祖父头也没回，就这样和他的伙伴们穿过屋旁的小竹林，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成立红十一军三十二师的斑竹园走去。这一去就是二十六年，直到1955年才回到家乡，这时才知道他的父母因为当时一边梗咽着饭菜，一边追送他而过度悲伤，后来得了不治之症，不几年就先后去世了，他的二弟和四弟，也追随着他的脚步参加了革命。四弟牺牲时还是个孩子，是在帮共产党干部开会站岗时，为了报信而被偷袭的敌人打死的。二弟至今渺无音讯，不知所终。他家的房屋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烧过一次又一次。
　　参加队伍后，叔祖父因为年纪小，听话，干活勤快，善走山路，不久就被安排在师部做传令兵，不长时间就由战士升为班长、排长。后来在商城白雀园“大肃改”中，他的许多领导和战友都被错误的杀害了，他也受到怀疑，遭到逮捕和审问，但他职位不高，又没有文化，侥幸捡了条命。
　　在鄂豫皖苏区最后一次反围剿中，他负了重伤。部队转移后，他被藏在一户农民家养伤。当时缺医少药，国民党士兵又搜查得紧，只得以倒插门女婿的身份养了大半年伤，居然活下来了。
　　后来这户农民看他憨厚，红军部队又不知去向，真心希望他假戏真做，就做他家的上门女婿。但叔祖父不干，千恩万谢地辞别帮助他养好伤的恩人，坚持要找寻部队。 
　　几年时间里，他要过饭，做过长工，打过短工，卖过豆腐。后来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又变成了解放军。他找到革命队伍时，已是物非人非，原来的编制序列没有了，原来的熟人没有了，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的革命经历。他只得从头开始。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改编成了湖南公安部队，驻在长沙，后来又派驻衡阳，后来他又被派驻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支行做保卫工作。
　　二十六年后的1955年，他突然回来了，家里人、家乡人才知道他还活着。家乡政府给予他很高的荣誉，称他为老红军，家里的烈属牌匾也换成了军属牌匾。
　　1981年，我在师范读书。这年的暑假，叔祖父突然回来探亲。这时，他年事已高，已经退休了。以前我对他的了解只限于祖父的描述和他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书信。虽然他后来在部队里学了些文化，但文化程度还是很低，所以书信写得很短、很粗糙，也没有看到过他的照片。因此他这次回来，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他瘦高个，耳朵很背，这是打仗留下的伤痛，但人很精神。我和他近距离地生活了一个多月，我的记忆里是他和我们睡一样的破板床，吃一样的土灶烧的粗茶淡饭，和我祖父一样下地干活，和老邻居一起拉家常，就像一个有点文化的地道的农民，没有一点老红军、老干部的架子。我和他一起到小河沟里清洗衣服，我问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和发生的一些革命故事，他总是淡淡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
　　暑假结束，我离家回校。他帮我提着行李，送了一里多路，还把他穿的一件白衬衫送我，要我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可惜这件白衬衫后来弄丢了。
　　这次探亲回去后，不几年他就病故了。
　　为了铭记中国共产党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段改天换地、可歌可泣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金寨，中共金寨县委、县人民政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导，发动全县大规模搜集老革命的遗物或线索。我打电话告诉他已经退休的女儿，询问是否有一些值得纪念的遗物。她告诉我说，他生前住的是公家的房，睡的是公家的床，干的是公家的活，死后一切都给公家了！言下之意是他两袖清风，一切都是公家的，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听后，我感慨良久：当年金寨有十多万英雄儿女参加革命，只有少数人当了将军、当了领导，更多的是埋骨他乡，杳无音信，能够活下来的人都很不容易。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个人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一个信念！----这就是为穷人打天下，为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论何时何地，这是他们永远的信念。这样的信念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自豪所传承的红色基因吗，不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内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