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少卿，原名梅含臣，又名梅少青，安徽金寨人。1929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战士、副班长、区团委书记、区巡视员、代理少共县委书记，赤南县委组织部长，赤南县战斗营连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电台班长，四支队特务营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新四军皖北游击纵队十六团二营教导员，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组织股股长，十五团二营教导员，凤怀总队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新四军一师五旅十三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二师独立旅三团政委，军区卫生部第十医院政委，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军械部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政委，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防空军干部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1960年离休，享受副军职待遇。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少卿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培养革命下一代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搞特殊化，与民同甘共苦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能步行不坐公共汽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离团部驻地有35里路程，助理员安排乘坐汽车去，他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三十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错过了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梅少卿回答道。他为了不给下级增加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乙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长队买菜。1981年，广州军区又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优待证”规定：持有此证的，可以免费进入公园，可以优先在影剧院购票；在市场买鱼、买肉可以不用排队……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又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蛋等票证，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自己跑了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照顾。

保持好传统，爱撒红军传人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梅少卿同志就把自己的心血花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担任四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从工资中拿出大部分资助学生。他到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先声明，一不要接送，二不要吃请，时刻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有一次，他应邀到广州市郊建筑工程学校作报告，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迎候多时，也不见他的车子来，后来才发现他是步行到学校的，早已进入会场了。大家问他：“梅部长，你是老领导，配有专门车子，身体又不好，怎么不乘小车来？”他爽朗地回答：“我是来讲党的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现在我还走得动，不用坐车！”

1981年下半年，梅少卿患癌症去北京住院治疗期间，他还给病区里的青年医护人员作报告、讲传统；这期间，他先后给所辅导的4所小学的学生写信131封。即便是在重病中，梅少卿还抢时间写了56000多字的回忆录。他的先进事迹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战士报》、《广州少年报》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1983年1月18日，梅少卿因病逝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亲人们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十四元钱，个人存款总额只有一百六十元，还有四封给少先队员的信，遗物中找不到一件贵重的物品，唯一一件像样的、的卡上衣只是在参加重要会议时才穿一次。梅少卿走后，他的亲属遵照遗嘱，将一百六十元钱分成四份，连同他写好的四封情意深长的信，分别交给了四所学校。